对我这样一个从未到过上海，认识上海人又少之又少的人来说，在一星期里连续看到两部以这个城为主题的电影，确实非常兴奋。尤其这两部电影将要被我以主持的身份带上讨论电影的电视节目，我怕会欠缺公信力。

当然，该两部电影虽以上海做主题，她却没有在片中以主角身份登场：《长恨歌》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故事搬进看不见上海的室内发生，《青红》的剧中人固然很想回到老家上海，不过在电影结束时，主角们的车子才刚驶离贵阳。换句话说，“上海”的意义仍然留白。

城市可以抽象处理，人呢？总不成在电影中的上海人也是以虚寓实吧？《青红》里有安排一个三线劳工家庭里的父母在意见不合时以上海话拌嘴，《长恨歌》则由头到尾讲的是普通话。语言除了提供戏剧的文本，它也是演员表演的工具。梅丽尔·斯特里普以擅长模仿不同语系不同口音驰名，出神入化到这个地步，已被诟病为“炫耀”。你可以因为主观理由不喜欢斯特里普，不过因剧情需要而必须把外语练成母语，并且不容许路出任何破绽，的确有助增加戏剧的张力和演员的魅力。若以《长恨歌》为例，女主角王绮瑶的形象必然因人而殊，但是她的上海属性似乎不可以距离上海人的语言太近——即便从她的嘴巴里吐出来的不是上海话，她的眉梢眼角、举手投足，还是应该有着“阿拉格侬格”般的气韵，甚至风华。

惟有这样，我们才会在封闭的空间里照样嗅到屋子外的城市和时代气息。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个女人不是被凭空想象出来的，而是自有其代表性的“上海女儿”——如作者王安忆形容的：“上海的弄堂里，每个门洞里，都有王绮瑶在读书，在绣花，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，在和父母怄气掉泪。”

那么，跟随父母到贵阳支持三线建设的青红，又算不算被剥夺了做“王绮瑶”的机会呢？单从语言角度来看，她确是没有几分上海（女）人的霸气——她连话都不爱说，遑论“高谈阔论，侃侃而谈”。许是上一代的文化气质承传不到她和弟弟身上，两个人都不像父亲，“虎落平阳”却仍架势十足。甚至，她是打定主意“什么地方都不要去”。青红生为上海人却对上海无感，为她的安静、沉默加添多一重意义：离开了上海话，上海人还可以怎样上海起来？